[16]美国也有类似规定，赋予行政机关在保密决定时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可以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该信息的有无。
只有这样，才是报应所蕴含的针锋相对。因此，不存在报应的可能。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2款明确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71]同前注[20]，第164页。[53] 第五，罚款与没收并处。参见朱新力：《行政法基本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41]批评者认为，把应得看作惩罚的根据，认为行为违法性体现在主观的恶上，而不是对社会有客观上的损害，是一种掩饰的复仇形式，[42]是个体对个体的，是特殊意志与特殊意志之间的较量，与体现普遍意志的法本身殊少关联[43]。
但是，如果在行政处罚中添加预防风险的目的，需要奉行风险预防原则，证明标准则可能需要适度放松，采行明显优势证明标准甚至是优势证明标准。典型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经过授权明确性原则、比例原则逐层深入的遴选，可以最终锚定最佳授权方案。
因此，在原有国家监察职能整合与平行转移的意义与程度上，监察体制改革尚有试点的空间。比如，根据2016年《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第 6 条，除了授权主体为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外，其他内容与立法法的规定无异。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内部规范而非法律的人大议事规则，旨在服务于人大开展各种决策活动，不会直接影响社会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议事规则的变动性应超越稳定性，以有利于其制度功能的发挥。但因时间紧迫，无法在春节前完成条例的修改工作，市政府希望市人大常委会支持解决2016年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事宜。
不过，授权者也确实根据实践的客观需求，通过具体行动弥补了应然规定所存在的局促性，甚至通过实践发展了规范。关键词: 人大授权 改革试点 改革与法治 《立法法》第13条 一、引言 自1978年开启对内改革以来，改革与法治的关系遂成为一个经典的理论命题。
[6]参见傅蔚冈、蒋红珍：《上海自贸区设立与变法模式思考——以暂停法律实施的授权合法性为焦点》，载《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第99—100页。而党在全国党代表大会决定实施该类改革前，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调研论证。中央制度与一般行政区域地方制度具有同构性，因而地方人大的权力地位也遵循共和制原理。不过，这也仅属于修辞上的差异，实质内涵却无区别。
经过梳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较多延长期限的决定，[68]其中有项改革试点的期限被延长了两次，即2017年《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期限的决定》规定：试点期限延长一年至2018年12月31日。发展至此，授权决定方案的水平已经有所提高，甚至某些授权决定个案取得了显著的制度功效，那么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意识到当前应当且已经步入解释论再到修法论的新发展阶段。作者简介：谭清值，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3） 2015年《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和有关问题的决定》。
（3）2014年《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广东）、中国（天津）、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二）授权决定的显在合法化功能 人大授权改革试点的实践运作，具有改革之合法化功能，可以缓解改革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赋予改革试点地区突破法律、法规进行制度创新的正当性。
[5]而否定者认为，授权暂时调整法律难以被扩张解释为法律的修改或部分补充。为了制度化疏解改革与法治的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倡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改革试点的措置。
[43] 法律与授权决定两种规范形式上的差异，使得原本仅重在关涉立法者与行政机关关系的法律保留原则在此处亦有探讨的空间。[70]可见，速裁程序试点空间的设置基本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能够为相关改革试点空间的选择提供借鉴。（2）必要性原则要求在有助于达成目标的众多手段中选择造成损失最小的那项措施。其实，修宪无限论者模糊了制宪与修宪的区别，拥有无限修宪权的全国人大意味着拥有全能的、绝对性主权，这已然背离共和国之权力均衡原理的基本蕴藏。在满足前者的要求下，二是要直接具体地审议启动该项改革试点所面临的竞争价值这一内容，并据此作出科学的政策选择。甚至，针对监察体制改革的建言献策中有人提出，应当尽快通过将《行政监察法》更名为《国家监察法》的修法方式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并明确地指出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是依据《宪法》第 2 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可以代表人民通过制定法律、作出决定方式行使国家一切权力，包括设立国家机关的权力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行使全国人大的权力。
[30]在解读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时，有学者就认为在超宪法境域通过该兜底条款这一基础规范性条款，能够为全国人大授权提供正当性理由。因此，针对执行性立法，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人大作出授权改革试点决定必须要有上位的授权依据。
再如针对授权期限延长问题，法律没有作出任何规定，但实践中已有诸项决定对此作出回应。谓其伟大并非夸张，中国古往今来往往存在伟大的实践，但时常缺乏同样伟大的理论阐释。
所谓重要性理论，指干涉或侵害基本权利的权力行为，其构成要件、组织及程序上属于重要事项者，必须由立法者自己为之，不得授权行政机关自行判断。所谓形式，指的是不同规范形式之功能的组织与程序条件，内容则指所欲规范的国家事务。
不过，授权者基于先前的授权改革试点经验，结合授权当时的客观社会经济条件有意识地注重收集、掌握相关客观情况，能够获得相对确定的事实。实际上，该类授权试点不属于法律修改权、部分补充权的属性。不过，人大不能凭空地作出民主、科学的授权决定，而是需要决定参与者的支持。具体而言，人大授权改革试点所采的控制措施包括了设置试点期限、试点空间以及报告义务。
有学者在比例原则的进路上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对授权改革试点进行合比例性反思，认为应基于比例原则确立《立法法》第 13 条的适用标准，重要性程度高的试点冲击力也大，应由全国人大授权，且应施以更明确的期限限定、更高强度的报告义务、更小的试点地域范围和更合理的试点地域分布。[58]See Keith E. Whittington Jason Luliano, The Myth of the Nondelegation Doctrine,165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379,392—417(2017). [59]See John F. Manning, The Nondelegation Doctrine as a Canon of Avoidance,2000 Supreme Court Review 223,242—246(2000). [60]See Uwe Kischel, Delegation of Legislative Power to Agenc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Law,46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13,231—232(1994). [61]See Gary J. Greco, Standards or Safeguards: A Survey of the Delegation Doctrine in the States,8 Administrative Law Journal of American University 567,578(1994). [62]有学者聚焦于行政管制措施的形成与选择，系统地重构比例原则作为行政规范的审查标准所应当遵循的操作步骤、分析框架、具体规则及其方法。
在重要性理论与形式与内容合比例性原则的相互关照中，授权法律改革试点的事项范围应当遵循如下一般标准加以确定： 一方面，对于那些直接侵害或克减基本权利的改革试点事项，原则上不应当通过授权决定的规范形式赋予改革试点以合法性。而且在法律未被废止之前，其效力具有永续性，而授权决定的效力仅具有暂时性，一旦制度试验的目标实现，即告无效。
针对那些属于改革试点的事项，授权决定也应当遵循授权明确性原则。虽然具有良好效果的行动经过反复实践，可以演进为具有一定事实拘束力的行权惯例，但随着时间推移，多年积累的经验可能因为没有及时予以规范化而付之流水。
黎娟：《试验性立法的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以我国〈立法法〉第13条为中心》，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7期，第84—94页。全国人大制度的实质在于一切国家权力归全国人大（全权机关）。立法机关的重要功能之一为处理社会冲突，具体包括了立法和政策制定两种内容。譬如《关于军官制度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便没有根据法律的规定对授权期限作出任何规定，诚然该两项制度改革试点难度较大，但在难以拿捏试点期限的情况下，也宜作转授权处理而非空白授权。
其次，那种认为从全国人大先于宪法产生的事实可以得出其超宪法地位的观点，亦是对历史事实的断章取义。属于该类决定的实例仅1项，即2016年《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有学者试图通过宪法解释，将2015年《立法法》修订前的授权法律改革试点归入《宪法》第 67 条第2、3项之规定范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修改权、部分补充权），而之后诸项授权试点的最终依据，可视为来自《宪法》第 67 条第22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合法化功能在于同意政府统治的道德权利，无论是在绝大多数民众间抑或政治精英之中。
[31]如何考虑对我们的制度结构及遗产的最佳理解，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思考历程。全国各地的授权改革试点立法也可辅证这一判断。
